我是奈何和戏曲结缘的
文
汪曾祺
有一位老朋侪，三十多年不见，了解我在京剧场处事，很惊异，说：“你历来是写小说的，况且是有点‘洋’的，何如会写起京剧来呢？”我来不及和他详细评释，不过说：“这并不冲突。”
我的故土是个小县城，没有甚么文娱。除了过节，到亲戚家参与婚丧庆吊，即是看戏。小功夫，唯有闻声那处锣鼓响，总要钻出来看片刻。
我看过戏的处所很多，给我留住较深的回忆的，是两处。
一处是螺蛳坝。坝下有一片空场子。刨出一些深坑，植上粗壮的杉篙，铺了木板，上头盖一个席顶，这即是戏台。坝前有几家人家，织芦席的，开茶炉的……门外都有相当阔绰的瓦棚。这些瓦棚里的大地用木板垫高了，摆上长凳，这即是“座”。——不就坐的就都站在旷地上仰着头看。有一年请来一个对比划一的梨园子。戏台上点了好几盏雪亮的汽灯，灯光下只见那些崭新的行头，五花八门，金光闪闪，煞是悦目。除了《赵颜借寿》《八百八军》等开锣祥瑞戏，正戏都唱了些甚么，我曾经朦胧了。回忆较逼真的，是一出《小放牛》，一出《白水滩》。我喜好《小放牛》的村娘的一身妆束，唱词我也大部份能听懂。像“我用手一指，东指西指，南指北指，杨柳树上挂着一个大牌号……”“杨柳树上挂着一个大牌号”，到如今我还觉得写得很美。这是一副画，供给了一个春风淡荡的静谧的意境。我常想，我本人的唱词如果能写得像如此，我就满意了。《白水滩》这出戏，我觉别具一种诗意，有一种苍凉的美。十一郎的扮相很美。我写的《大淖记事》里的十一子，和十一郎是有着某种潜在的关连的。能够说，假若我小功夫没有看过《白水滩》，就写不出后来的十一子。这个梨园里唱青面虎的花脸是很能摔。他能连续摔很多个“踝子”。每摔一个，台下喝彩，他就跳起来摘一个“红封”揣进怀里。——台上横拉了一根铁丝，铁丝上挂了好些包着红纸的“封子”，内装铜钱或银角子。凡伶人得一个“好”，就能够跳起来摘一封。此外再有一出，是《九更天》。演《九更天》那天，开戏前行将钉板竖在台口，还要由一个伶人把一只活鸡拽(Zhai)在钉板上，以示铁钉的横蛮。那是很可怕的。但我对这出戏兴味不大，一个老翁儿，光着上身，抱了一只钉板在台上滚来滚去，简直说不上美感。然而台下可“炸了窝”了！
另一处是泰山庙。泰山庙供着东岳大帝。这东岳大帝不是他人，是《封神榜》里的黄霓。东岳大帝坐北朝南，大殿前有一片很大的砖坪，当面是一个戏台。戏台很高，台下能够走人。每逢东岳大帝的诞辰，——我记不清是几月了，泰山庙都要唱戏。约的班子多半是里下河的草台班子，没出名角，行头也很旧。花旦的水袖上常染着洋红水的点子——这是演《杀子报》时的“彩”溅上去的。这些梨园，没有甚么准纲准词，时时由伶人在台上随便瞎说。很多戏里都无缘无端出来一个老翁，一个老太太，念几句数板，况且老是那几句：
人老了，人老了，
人老先从哪块老？
人老先从新上老：
白头发多，黑头发少。
人老了，人老了，
人老先从哪块老？
人老先从牙齿老，吃不动的多，吃得动的少。
……
他们的京白、韵白都带有很重的里下河口音。况且很多戏里都要跑鸡毛报：两个警员，背了公函卷宗，在台上没完没了地乱跑一气。里下河的草台班子受徽戏影响很大，他们常唱《扫松下书》。这是一出冷戏，一到张广才出来，台下观众就都到一边喝豆腐脑去了。他们又受了海派戏的影响，甚么戏均能够来一段“五音联弹”——“催战马，到达疆场，尊声勇士把名扬……”他们每一“期”都要唱几场《杀子报》。唱《杀子报》的那天，看戏是要加钱的，由于戏里的闻（文？）太师要勾金脸。有人是专为看那张金脸才去的。演闻太师的花脸很高峻，嗓音也响。他姓颜，观众就叫他颜大花脸。我有一天望见他在靠山雕栏反面，勾着脸——那天他勾的是包公，向台下水锅的方位，高声喊叫：“××!打洗脸水！”从他的响亮的嗓音里，我发觉到草台班子伶人的酸楚和满腹不平之气。我毕生也忘却不了。
我的大伯父有一架保管得很好的留声机，——咱们那边叫做“洋戏”，再有一柜子一样保管得很好的唱片。他无意要拿出来听听，——多半是阴天下雨的功夫。我一闻声留声机响了，就轻轻地走进他的屋里，全神贯注地坐着听。他的唱片里最让我受感激的程砚秋的《金锁记》和杨小楼的《林冲夜奔》。几声小镲，“啊哈！数尽更筹，听残银漏……”杨小楼的高昂脆亮的嗓子，使我觉得一种异常的苍凉。
我父亲是个多才多艺的人，他会画画，会刻钤记，还会弄乐器。他年青时曾花了一笔钱到姑苏买了好些乐器，除了笙箫管笛、琵琶月琴，连唢呐海笛都有，再有一把拉梆子戏的胡琴。他后来其余乐器都不大玩了，不过拉胡琴。他拉胡琴是“留门生”——跟着留声机唱片拉。他拉，我就跟着学唱。我学会了《坐宫》《起解·玉堂春》《汾河湾》《霸王别姬》……我是唱青衣的，年青时嗓子很好。
初中，高中，不断到大学一年级时，都唱。西南联大的同窗里有一些“票友”，有几位唱得很不错的。咱们无意在宿舍里拉胡琴唱戏，有一位广东同窗，姓郑，一闻声我唱，就骂：“丢那妈！猫叫！”
米巧铭绘大学二年级此后，我的兴味转向唱昆曲。在陶重华等师长的提议下，云南大学设立了一个曲社，参与的都是云大和联大华文系的同窗。咱们因而“拍”开了曲子。教唱的主如果陶师长，吹笛的是云大史书系的张宗和师长。从《琵琶记·南浦》《拜月记·走雨》开蒙，不断学会了《游园·惊梦》《拾画·叫画》《哭像》《闻铃》《扫花》《三醉》《思凡》《别离·阳关》《瑶台》《花报》……多半是生旦戏。无意也学两出须生花脸戏，如《弹词》《庙门》《夜奔》……在曲社的根本上，还常常举办“同期”。参与“同期”的除同窗外，再有校内校外的训练、长辈。常与“同期”的，有陶光（重华）。他是唱“冠生”的，《哭像》、《闻铃》均极佳，《三醉》曾受红豆馆主亲传，唱来特为高涨淋漓；植物分类学大师吴征镒，他唱须生，实高声宏，能把《弹词》的“九转”一气唱究竟，还爱唱《疯僧扫秦》；张宗和和他的夫人孙凤竹常唱《别离·阳关》，极为细腻；生物系的教师崔芝兰（女），她仿佛屡屡都唱《西楼记》；哲学系教师沈有鼎，常唱《拾画》，咬字考究，有些过头；数学系教师许宝，咱们《刺虎》即是他亲授的；咱们的系主任罗莘田师长无意也来唱两段；此外，再有那时任航空公司司理的查阜西师长，他兴味不在唱，而在研讨音律，常带了他克己的十二乐均律的铜管笛子来为人伴奏；再有一位世事洞明，情面练达，童心犹在，诙谐特别的老翁许茹香，每“期”必到。许家是昆曲世家，他能戏极多，况且“能打各省乡谈”，姑苏话、扬州话、绍兴话都说得很好。他唱的都是他人不唱的戏，如《花判》《下山》。他以至能唱《绣襦记》的《教歌》。再有一位衣履干净的师长，我忘却他的姓名了。他爱唱《庙门》。他是个聋子，唱起来随时跑调，然而张宗和师长的笛子竟然能跟着他一同“跑”！
参与了曲社，我除了学了几出昆曲，还酷好上吹笛，——我本来就会吹一点。我常在清风明月之夜，坐在联大“昆中北院”的一棵大槐树暴出大地的老树根上，单身吹笛，直至夜半。同窗里有人说：“这家伙是个疯子！”
抗打败利后，联大分校北迁，众人分道扬镳，曲社、“同期”也就风骚云散了。
一九四九年此后，我就很少唱戏，也很少吹笛子了。
李会山绘我写京剧，纯属无意。我在北京市文联当了几年编纂，心坎可不断想写东西。那时写东西定然“反涌事实”，本质上是“写策略”，定然“下去”，才有东西可写。我成天看稿、编稿、下不去，也就写不行，未免烦闷。那年碰巧是怀念寰球名流吴敬梓，王亚平同道跟我说：“你下不去，就从《儒林别史》里找一个素材编一个戏吧！”我顺从了他的发起，就改一出《范进及第》。这个脚本在文明局戏剧科的抽屉里压了很万古间，后来是王昆仑同道觉察，先容给奚啸伯献技了。这个戏还在北京市戏曲调演中患有脚本一等奖。
我当了右派，下放做事，即是凭我写过一个京剧脚本，经朋侪行动，而调到北京京剧场里来的。一晃，曾经二十几年了。人的遇到，时时是不以本人的意志为变化的。
我参与戏曲处事，是有主意的。在有一次齐燕铭同道把持的商谈会上，我曾经说：“我搞京剧，是想来和京剧闹一阵难受的。”简明地说，我想把京巨变为“新文学”。更直截了本地说：我想把当代心思和某些当代派的体现本领引进到京剧里来。我觉得华夏的戏曲历来就和西方的当代派有某些沟通之处。主如果戏剧观。我觉得华夏戏曲的戏剧观和布莱希特此后的各家数的戏剧观对比濒临。戏即是戏，不是生计。华夏的古代戏曲有一些西方当代派的本领（譬如《南天门》《天地福寿镜》《打棍出箱》《一匹布》……），不过表现得不足充足。我即是想让它获得更多的表现。我的《范进及第》的着末一场就袭用了一点心思剖析。我描述了范进发狂后的心思形态，从他小时念书、逃学、应试、不中、被挖苦，直到及第、做了主考，考他人：“我这个主考最公允，订下规则有一条：年未满五十，完全都不要，本道不取嘴上无毛！……”。我想把保守和改革统一同来，或许照如今大方的话说：在保守与改革之间坚持一种才能。
我说了这一番话，能够答复我在本文一开首提到的那位离散三十多年的老朋侪的疑难。
我写京剧，也写小说。或问：你写戏，对写小说有长处么？我觉最少见两点。
一是想好了再写。写戏，得有个整体构想，要想好全剧，想好各场。各场人物的高低场，各场的唱念安顿。我写唱词，纵然一段长到二十句，我也是每一句都想得能够成诵，才下笔的。如此，这一段唱词才是“整”的，有条理，有升沉，有跌荡，十全十美。我不习惯于想一句写一句。如此的习惯也影响到我写小说。我写小说也是全篇、各段都想好，腹稿已具，险些能够背出，而后专注定气，一鼓做气。
头几天，有几位从湖南来的很有才智的青年做家来造访我，他们提议一个题目：“您的小说有一种音乐感，您能否对音乐很有素养？”我说我对音乐的素养寻常。如说我的小说有一点音乐感，那或许和我喜好画两笔国画相关。他们看了我的几幅国画，说：“华夏画考究气韵灵活，计白当黑，这和‘音乐感’是相相干的。”他们走后，我想：我的小说有“音乐感”么？——我不了解。假若说有，除了我会抹几笔国画，大约和我会唱几句京剧、昆曲，况且写过几个京剧脚本有点相干。有一位谈论家曾指出我的小说的说话受了民歌和戏曲的影响，他说得有几分事理。
一九八五年蒲月二十二日《戏·文》
汪曾祺著
选自《戏·文》国民文学出书社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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